除了港澳的李嘉诚、何鸿燊外，也不乏中国大陆富豪榜。

四个全面执政思想的提出亦如是。创业创新不仅适应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也客观存在这样的良好市场环境与舆论氛围。

因此，总理把广大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公平、医疗卫生、公共文化服务、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全等普惠式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和完善也摆在2015年工作的着力点上。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用总理的话说，个人和企业要勇于创业创新，全社会要厚植创业创新文化，让人们在创造财富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两年多来，我们可以看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用得当、松紧有度，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大背景下，实现了稳中有进，妥善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进入专题： 新常态 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与市场 。

为此，李克强总理要求今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三个重点： 第一是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的抓手而言，要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不少成员国在体系建立之初还只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进入21世纪，西方的经济实力衰退，彼时的殖民地成为此时拉动全球经济成长的新兴势力，话语权的分配还停留在70年前。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斯科特•莫里斯（Scott Morris）也曾公开指出，常驻董事会根本是过时的安排，只会延缓作决定的过程。建立一整套制度、秩序和机制，或许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探索与磨合期。一系列亚洲地区现实的资源和机制错配之后，反映的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调。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联合主席大卫•马什（David Marsh）对《财经》记者表示，IMF和世行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亚投行的推出部分地反映出这一点，然而，亚投行的出现会被证明是师出有因，它体现了亚洲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支出，而现有的机构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投资领域将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生产性领域。面对各国对话语权的热情，如何将各成员国划分进各个选区，再按选区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杜大伟指出，美国在1940年设立世行时带有政治意图，但是从世行的投资个案看来，美国并未通过投资推动美国的外交利益。在受到各界严厉批评和欧洲国家的异议后，奥巴马政府原本坚决反对的态度也出现松动。除了在中国和少数国家之外，效果不彰。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也指责美国政府不作为。

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多边机制，欧美国家对中国政府是否将依循国际标准和原则，或意图将该银行当成推进外交利益的媒介始终特别关注。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3月25日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通过和如利希滕斯坦这些国际组织专家合作，亚投行筹备工作给国际组织圈留下了专业的印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对《财经》记者判断，亚投行筹备工作的快速推进与一带一路战略有高度关联性，都可以统一在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下进行考量，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体系。

在当今的（多边机构中）仍有否决权，是落后的，上述权威人士如此表述对否决权的理解。根据张明估算，亚洲国家目前大约有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

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财经》记者指出。由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计划，正是中国分散风险的尝试。

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弗罗斯特认为，这对中美关系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这也是多边开发银行成功的秘诀所在。据《财经》记者了解，日本在决定是否加入的过程中，更在乎的是能否和中国在银行内平起平坐，毕竟日本还未能接受在亚洲当老二。常驻董事会历来是国际机构的必要设置，以起到监督管理部门的作用，此举实为大谬不然。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美国多年来要求中国扮演 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测试，但是美国对银行创立过程的反应，却被认为更像中国怀疑的 遏制中国崛起 的典型心态。

布雷顿森林体系已运转70年有余，应对全球经济环境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各国经济实力和话语权更出现显著错置。因此上述法国外交官认为，英国可能是最快达成了国内共识。

此后，卢森堡、瑞士、丹麦等欧洲国家四处开花，亚投行一夜之间从亚洲国家的多边机构。美国这几年在经营这些组织上可谓‘漫不经心和‘傲慢上述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正是回应现行国际机构已落后于世界格局变化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包括金砖发展银行、亚投行在内的新时代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将和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合理分担风险，利益共享，促进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

话语权之争 一方面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了一个国际多边机构，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视亚投行为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以及其他参与国担忧亚投行将仅仅被用来作为中国战略的工具。运营模式剖析 在引人眼球的份额之争之后，更多将是运作细节将影响亚投行的可持续性和作为。一位与英国政府接近的消息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双方的接触至少从2014年夏天已经开始，其后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马凯访问英国期间都有更多沟通。除此之外，亚投行还提出将缩短项目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改革创新，张明对《财经》记者指出，这是新机构的后发优势。

根据目前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股权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亚投行虽然被美国政府批评为对现有经济秩序的挑战，但在国际舆论上却得到了近乎一边倒的支持。

美国迟滞的反应背后，是当代多边金融思维遭遇传统外交思维引发的冲突。多年来被批评过于官僚的世界银行现在也正在针对治理流程进行 基本检验。

在实践中，亚投行也会有所调整。据《财经》记者了解，作为一个初创的多边开发银行，初始融资成本高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亚投行还可以通过集约管理成本等方法弥补。

3月初，获邀参加亚投行研讨会的世界银行前驻中国代表杜大伟对《财经》记者指出，亚投行的倡议和筹办过程无疑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对于一个初生机构来说，具体运营上的细节可以依靠时间和经验去磨练，依靠全球招聘的优秀人才加以弥补，但横亘在亚投行面前更大的障碍，还有中国作为最大出资方对多边机构开放、互利、共赢理念的认同和实践。乌克兰、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家经济遭遇寒冬，无力偿还中国的贷款。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之一的英国代表独具慧眼，可惜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占了上风。

中国对此提议持正面的态度，共同融资在国际金融组织间是非常普遍的操作模式。可见外交切入点非常重要。

印尼财长近期先于香港表达了首都雅加达希望和北京竞争成为亚投行总部的意愿（而实际上在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已经确定北京为总部所在地）， 后又表示印尼至少该得到副行长的位置。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在董事席位分配上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

也正因此，在亚投行建立初期，充分沟通协调各成员国意见、借鉴世行、亚行等多边机构的经验教训、吸收外脑智囊意见，建立一套严格、高标准、各方高度认可的规章秩序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未来运作中按章办事。尽管地理距离不远，但亚投行希望与这些中国开发机构的前辈相比，奉行一套更适合当今趋势的理念：走共同制定规则、共同出力、共同协商、同时实现风险分担的多边道路。